作者：新华    新闻来源：科技新书目867期   

    上海大学出版社社长姚铁军高度评价了国家引导出版社逐步完成企业化的高瞻远瞩。上海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的实践，验证了改制对于中国出版的规模化经营，逐步实现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上海大学社在改制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批复的文件精神实施，目前整个改制工作已经顺利完成，现已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重新登记注册，名称已经由上海大学出版社改为上海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职工代表大会，明确了经营班子的经营权限。

    改制让上大社员工有了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全社上下的精神面貌有了一个全新的变化。过去大学社，都是躺在大学的怀抱，以学校为依托，因为有很大一部分图书可以通过学校进行消化，所以竞争精神不足。从员工积极上来讲，由于旧的薪酬制度激励性不够，大家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导致了出版社活力的缺乏。转制后，成为企业员工，大家压力大了，也开始认识到，无论是教学图书还是社会图书，如果质量上不去的话，那么面对的竞争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出版社的生存也面临着威胁。压力变成了大家积极向上努力进取的动力。这不仅体现在员工自觉加强学习培训，提高业务能力上，还表现在工作积极性的空前高涨。姚铁军介绍说，现在，员工的精神状态和业务能力水平的提高是空前的，而业务能力及对业内市场信息的掌控，则无疑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一个“火车头”。在不久前结束的上海书展上，出版社每天的平均销售码洋突破了一万元，比过去翻了几番。

    转制对于大学社来讲最大的积极意义在于减轻了出版社的负担。负担轻了，发展得才能更快，两个效益才能更明显。效益提高了，员工才能得到更多成长、发展的平台。“但是大家也必须认识到，”姚铁军社长说，“身份转换不是一剂万能药，虽然大家身份转换了，但是过去体制延伸下来的惰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切实去除干净。这就需要全社上下在工作过程中，在新的体制不断完善、健全的过程中，清除积弊，破旧立新。另外，建立一种新制度，它总是要在新旧制度的PK当中成长，如何保持新制度的旺盛活力，是下一步出版社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姚铁军社长说，上大社作为一个成立不久的新社，和许多兄弟出版社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他们必须迅速弥补这种差距，通过积极学习，进一步钻研，奋力赶上。上海地区文化繁荣，出版社集中，是出版业的一个桥头堡。上大社置身其中，更要积极与其他兄弟出版机构多沟通，多学习，尤其是学习一流出版社的一流产品的成功经验。
    中国加入WTO后，文化产业领域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姚铁军认为，跟国外同类企业相比，我们的出版企业比较零散，出版的品牌特色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出版社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平台，应该担负着把中华文化及我们政治经济发展的现状向世界传播的重任。姚铁军说，出版社在发展过程中要向企业员工灌输国际性思想，引导他们跟国外成功的出版企业多接触、多交流，逐步向他们学习，力争在内部规则、运作机制等诸方面实行接轨。从微观上讲，他认为出版社可以具体研究牛津、剑桥等国外老牌社的发展经验，“学习不了全部，可以学习局部，学习人家的一种或者几种图书。这是我们可以做的。牛津在学术价值的传播上有自己的理念。我们在学术价值的传播上也要形成自己的传播理念，作为企业长远发展的方向。”